徐淑萍捏着那张薄薄的诊断单，手指却像被重物压住。上面“疑似恶性肿瘤”几个字冷得像冰，刺痛了她的眼睛。候诊室的塑料椅冰凉，她却感受不到，全身仿佛被抽空。医生建议尽快到上海的大医院进一步确诊和手术，那里条件更好。想到上海，徐淑萍脑里第一个跳出的名字竟然是弟弟伟祺：不能告诉他，让他担心，不该给在外拼搏的孩子添负担。这个念头让她自己也惊讶，随后又只有苦涩伴随。

她把诊断书小心折好，塞进随身旧皮包最深的角落，拉上拉链，低低叹了口气。本打算去上海顺便住在弟弟家，省住宿费又有亲人照应，但现在连拨电话都迟疑了很久，最终没打——她决定还是当面说清楚。她不知道这个选择会在平静水面投入怎样的涟漪，也没预料到几个月后，她会做出改变姐弟关系的那一步：停掉每月给弟弟汇去的五千块生活费。

县医院走廊里消毒水的味道刺鼻，徐淑萍坐在长椅上一动不动，手里的诊断书已经被捏得潮湿、起皱。护士叫她过去，医生李医生用温和却严肃的语气再三交代不能拖延治疗，要去上海华山医院看看。听到“上海”，她心里一震，随之想到钱——李医生提到至少先准备五六万，后续视情况而定。这个数字把她压得更沉。她在小纺织厂做会计，每月收入四千多，却一直习惯性地每月给在上海的伟祺打五千生活费，这成了一种自然的负担。 龙8头号玩家

走出医院，阳光刺眼，她在街头站了好一会儿，默默算着账。父亲的药费、家里的开销、自己的治疗费、还有那笔固定给弟弟的生活费……一阵孤寂袭来。手机在口袋里震了，是厂里催她下午上班的电话，她敷衍说只是小毛病便挂了。她本想去银行看一眼账户，顺便思忖是否能去上海暂住弟弟处以省钱，却又犹豫着不敢打扰在外的他——宁可先自己去，不告知详情。

车窗外的景物飞快后退，带着她的记忆跑回二十年前。1998年的夏天热得贴人，布告栏下她与弟弟一起看到录取名单：她考上了省师范大学，弟弟徐伟祺上了上海交通大学。弟弟兴奋抱着她转圈，家里却因经济拮据只能供一人读书。她毫不犹豫地把机会让给弟弟，平静地说服自己在县里找工作照顾父母。那一刻，她的选择像是理所当然的牺牲——仿佛放弃的并不是自己的未来，而只是她认定无关痛痒的东西。